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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云贵

2010年07月07日 点击数:

       别人读《红楼》、品《三国》数十遍仍爱不释手,而对他来说,《诗经》就好像一个老友一直陪在身边。在滚滚红尘中,每当身心疲惫时,他就打开她,读读那些上古时期的文字,浮躁的心绪就立马安宁了下来。
  云贵说,《诗经》的美是说之不尽的。随便挑出几句读读,就令你心旷神怡。      认识李云贵纯属巧合,算起来也有十多年时间了。那是一次已经忘记了理由和场景的巧合,不记得是在哪一年哪一天,就认识了老乡李云贵。后来好像经常有联系,但又没在一起吃上几餐饭,始终就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这也许主要是因为我的疏忽,但又可能就是云贵兄的特质使然。

  一张典型的娃娃脸,那眼神始终充满着对世界的好奇,但与此同时,在他的脸上,又似乎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古铜色的釉彩。强烈的视觉反差都集中在了他一人身上,这令我常常纳闷不已。“怪异”的李云贵,常常让我产生联想,那远古的“夫子”们也许就是他这个样子。事实也是巧合,李云贵就真的有一手“绝活”,他最感兴趣的是对汉语史、训诂学及《诗经》的研究。在一个拥有400多万人口地处鄂渝之间的城市区域里,这样的人找不出几个来,甚或在一个省域乃至全国,也不会多见。但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讲,关于这些远古文化信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李云贵的孩提时代,正处于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后期。那个荒诞的岁月,诱发了他对孔子、对“四书五经”的浓厚兴趣。

  1979年,云贵17岁,全国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第三年,他考进了宜昌师专中文科。这是一个培养中学教师的专科学校,学校的培养目标与云贵的志向、兴趣不太吻合。一进校门,云贵就一头扎进了故纸堆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汉语史、训诂学。一天,他从王作新老师那儿借来了一本油印的台湾学者林尹的《训诂学概要》,此后不久到书店买了一本周大璞教授的《训诂学要略》。在寒假里,他又在农村一位名叫陈胜谷的老先生那儿弄了一本已发黄且残缺不全的线装本《诗经》。从曹文安教授那里,李云贵知道了什么叫章黄学派、什么叫小学和“毛传郑笺”。当时的曹文安教授在中文科开的唯一的选修课是“《诗经》研究”。李云贵常常去听课,但他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当时的选修学生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云贵说,这可能是自己每次考试成绩分数不高的缘故吧。相反,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只用听课,不需参加考试。当年的听课笔记,云贵至今还保存得十分完好。师专毕业时,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通假字与古今字辨》,这是一个前贤时修未能很好解决的课题。显然,云贵的研究不可能有什么建树。1982年7月,李云贵被分配到枝江县老周场农业中学教书,他在艰难的环境中开始了步履蹒跚的学术研究。1983年11月,在《学语文》报上,一位名叫许匡一的编辑给云贵发表了第一篇“豆腐块”文章。望着“李云贵”三个印在报纸上的铅字,他激动得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后来两年,通过刻苦自学,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略谈中学鲁迅作品的用字问题》等论文纷纷见诸各级各类报刊。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云贵在《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上看到了武汉大学招收首届插班生的消息。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将在《语文学习》、《中学语文》发表且被《青年文摘》转载的论文原件,邮寄给武大教学科。1985年5月20日,他收到了同意受理报名的通知。7月8日,他参加了武大组织的《汉语写作》、《文学概论》笔试。

  多年后,插班生制度的首创者原武大校长刘道玉先生在《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一书中回忆,那年申请报名的有15000多人,受理报名的有3000多人,经过严格筛选和笔试,最后录取了92名。李云贵荣幸地成为武大中文系17名首届插班生的一员,并作为中文系唯一有志于古典文学、训诂学研究的插班生进入武汉大学。

  来到珞珈山,他拜访了仰慕很久的周大璞、胡国瑞、石泉、张广明、陈美兰、沈祥源、李开金先生,此后在武大求学期间经常向他们请教,诸位先生的道德文章对他的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给他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还是杨合鸣教授,李云贵选修了他的“《诗经》句法研究”课程。他后来的《诗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杨教授的影响,并多次与杨教授合作撰写、发表了《诗经》句法方面的学术论文。在武汉大学,他的绝大多数课余时间都是“泡”在图书馆和中文系、古籍研究所的资料室里;他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先后选修了中文系、历史系、图书情报学院以及汉语史方向研究生、古代汉语助教进修班的诸多课程。

  毕业时,在杨合鸣、沈祥源先生指导下,李云贵完成了《〈诗经〉句法二题》、《〈诗经〉、〈离骚〉中“之”字句比较研究》两篇论文,在《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并被多家刊物转载、广泛引用。

  1987年7月,李云贵同陈应松、周百义、彭兴国、华姿和宋骥弘等一同走出珞珈山,他们有一个共同而又响亮的名字“武汉大学首届插班生”。云贵分配到宜昌,曾在高校担任《古代汉语》教学工作,学术上从事汉语史、训诂学及《诗经》语言、句法研究。期间,他的学术论文《〈诗经〉“名·是·动”式新考》、《再论〈诗经〉“有……其……”式——与华学诚同志商榷》、《〈诗经〉“载……载……”式初步考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别解——兼论〈伐檀〉的主旨》、《〈诗经·棠棣〉“鄂不韡韡”考释》、《“有椒其馨”中的“椒”为何义》等在《武汉大学学报》、《辽宁大学学报》、《辞书研究》和《求索》等全国性的社科类核心学术刊物发表,并应邀参加了中国诗经学会、日本诗经学会在北戴河举办的第二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他的《〈诗经〉“AA·AA”式及其发展》在大会上宣读,并被语文出版社结集出版。他系统地考察《诗经》句法,十分注重训诂和语法的结合以及从发展的眼光考察《诗经》句法的产生、消长的演变轨迹。这些学术成果影响广泛,曾被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中文自修辅导》转载和《语法与训诂研究》、《诗经疑难词语辨析》收录。有15篇论文被河北师大寇淑慧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收录,4篇被台湾“中央研究院”林庆彰研究员主编的《经学研究论著目录》收录。韩国汉学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宋寅圣博士来函索要论文。

  李云贵的论文经常被国内外著名学者引用,中山大学唐钰明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引用(《中山大学学报》1990.3),温州大学骆锤炼《〈诗经〉代词“其”和话题的关系——兼论“其”的语法化》(《语文研究》2007.1)中引用;华中师大安敏老师《〈诗经·伐檀〉主旨的争论及其阐释要义》对其学术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1)。国内学术界同行指出,李云贵是继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杨合鸣教授之后,系统研究《诗经》句法的重要学者之一,中国诗经学会会刊对李云贵治学成果进行了专题推介。

  2007年10月19日,《三峡日报》头版刊载了《本土学者李云贵研究〈诗经〉有重大发现,“笙诗”〈南陔〉“藏”在五峰“唐祭”中》的消息,被全国多家大型网络媒体纷纷转载。

  因为学术研究成就突出,近几年来,李云贵先后被中国诗经学会、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和湖北省语言学会吸纳为会员,并当选为宜昌市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

  对于《诗经》的研究,李云贵完全是出于兴趣。别人读《红楼》、品《三国》数十遍仍爱不释手,而对他来说,《诗经》就好像一个老友一直陪在身边。在滚滚红尘中,每当身心疲惫时,他就打开《诗经》,读读那些上古时期的文字,浮躁的心绪就立马安宁了下来。云贵说,《诗经》的美是说之不尽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和“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随便挑出几句读读,就令你心旷神怡。

  著名作家野莽在《创新改变命运》一书中评价李云贵是“《诗经》研究领域的一匹黑马”。云贵告诉我,大凡在上古汉语里,由于男尊女卑的思想盛行,凡是带“女”字旁的字,都是贬义词。我对此有些质疑,说“好”和“妙”就不是啊。他接过话题,娓娓道来。云贵说,据他考证,“好”字最初的本义应该是“配偶”、“君子好逑”的“好”即“配偶”义。“孝有三,无后为大”,作为一个女子,只有生了孩子,才能叫“好”;何谓“妙”字,简而言之,就是“小女孩才好”的意思呢。
 
(作者单位:市财政局)